降成本，哪些成本最該降？哪些成本最難降？針對這一中央關注、企業關心的問題，“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公號記者前往浙江、河南兩地，對兩省四市53家企業的成本狀況展開調查，圍繞制度性交易成本、壟斷性成本、融資成本、用工成本等進行了報道，傳遞來自企業、來自基層的聲音。
這組降成本調查報道刊發后，引起了多方關注。近日，國家發改委、國家稅務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國家認監委、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辦公室等部門紛紛與我們聯系，表示將結合本報反映的情況，糾正實踐中一些不規范的做法，并考慮對有關政策措施加以調整完善，以回應企業關切。一些部門還開展了督查和檢查。我們希望，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使營商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讓企業輕裝上陣，讓實體經濟釋放更多活力。
本文推出的是這一系列報道的最后一篇，聚焦企業在創新過程中存在的不合理成本問題。
“國家支持知識產權質押，但在操作層面上往往行不通，還是貸不到款”“花那么多錢搞創新，卻被仿冒逼得不斷降價。沒有利潤，哪兒有錢再創新？”……
對浙江省的杭州市、嘉興市和河南省的鄭州市、洛陽市的53家企業成本狀況的調查中，制造業企業反映，創新是企業的生命，市場不景氣，研發成本也不能省。但是，企業對于創新過程中一些不合理的成本十分頭疼，希望能夠將其改變。
資金支持難獲得
“不少資金扶持或獎勵項目，不管你有多少國際領先的發明專利，都要求有院士推薦，否則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
這些年，國家大力支持企業創新，各部門的補貼與獎勵資金規模也不小。可是，調查中，企業卻反映，國家的各種科技創新扶持資金真正到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手里的很少。企業申請財政支持或稅收優惠，還常常會卡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條款上。
河南鄭州一家科技型企業董事長李先生就講了一件煩心事。企業的一項自主研發項目前兩年被評為市里的科技重大攻關項目，市科技局通知企業可以到市財政局領取400萬元的資金支持。可是，當企業到財政局打聽取款事項時，卻被告知“因為銀行貸款合同沒有附在項目申請背后”，企業被取消了資格。
“我當時就對經辦人員說，‘這筆資金對正處于科研攻關關鍵時刻的企業有多重要，您是知道的。合同我有，我馬上給您拿過來補上’，可是人家說‘沒辦法’。”李先生說，經過企業反復爭取，最終這筆本能緩解企業創新燃眉之急的資金直到第二年才拿到了100萬元。
李先生的遭遇可能是少數個案，但調查中多家企業反映，獲得國家的各類創新專項資金支持，難度不亞于銀行貸款。
申請項目的前置條件多，經常是不比專利比院士。“不少資金扶持或獎勵項目的申請，不管你有多少國際領先的發明專利，都必須要有院士推薦，否則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全中國院士才多少？讓我們這樣的中小企業到哪里找啊？”李先生感慨。
申請項目的門檻高，往往重企業規模、輕研發效率。洛陽嘉盛電源負責人告訴記者，盡管企業也承擔了一些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卻沒有享受到國家的科研經費或專項基金。“我們也有幾十項專利技術，研發效率很高，但是我們規模小、產值低，專項資金都去了大企業、研究院、國企了。”
專項資金多為事后獎勵，初創型小企業難受益。企業反映，初創型科技企業，最需要的是研發過程中的引導資金，可國家鼓勵創新的資金項目多是事情干成了才會有補貼。
“初創型科技企業前期投入較高，如果得不到國家扶持，資金鏈難保不會斷，常常是九死一生。”奧特科技董事長趙大平說。
支持政策難落地
委托國家認證的實驗室做檢測，時間和費用成本都不低。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基本上是“傳說”
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但由于歷史沿革，我國不少創新資源，例如高端儀器設備、重點實驗室都集中在高等院校內。盡管國家幾次重申科技資源開放共享，但實際操作中并不順暢，使這些關系到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資源與關鍵環節成了不少企業的心頭之痛。
企業委托國家認證的實驗室做檢測，時間和費用成本都不低。洛陽嘉盛電源負責人舉例，電池電容和傳導輻射的檢測試驗設備一套就幾百萬元到上千萬元，小企業很難自己購買檢測試驗設備，只有花錢去國家認證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做實驗。企業急著看結果，檢測機構可不急，反正企業沒什么選擇，一項并不復雜的檢測，周期有時要一個月，如果發現問題，企業改進技術后還要再去做實驗，前前后后拖好久。
除了正常的檢測費用，檢測過程還會有其他的成本。歐斯曼公司研發了一個全智能生產車間，只要將原材料送上生產線，產品就會自動制造出來。為了試驗這個生產線的穩定性并取得認證，企業與某大學成立了一個工業物聯網研發中心，每天支付200元給實驗人員，還負責實驗人員的餐食。“對實驗方基本沒什么約束。實驗做得不好，沒人管，把企業送檢的設備弄壞了，也不負責，企業只能自認倒霉。”
融資成本高也是處于初創階段的創新型企業的一大心病。“銀行更傾向于支持已經成型的產品，對新產品研發仍比較保守。”洛陽金諾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李文斌表示，靠銀行貸款很難籌集創新啟動資金。
企業反映，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基本上是“傳說”。盡管國家不斷推出新政策，鼓勵銀行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一批城市和園區還開展了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及專利保險試點。可是，基層企業卻表示，單純靠知識產權質押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很少，多數得到貸款的企業，實際是將知識產權與應收賬款、股權、有形資產和企業信用等“打包”，才從銀行貸到款的。“怎么評估知識產權，相關部門得出臺可操作的細化標準，否則銀行也很難操作。”一家企業負責人說。
創新維權太艱辛
“如果政府能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就相當于給企業降成本”
即使企業創新成功了，維護知識產權的成本也不低。調查中，企業幾乎都建議政府加大維護企業知識產權的力度，在打擊市場侵權中出重拳、亮實招。
宇航重工總經理助理曾波就說起了一段創新維權辛酸史。去年，宇航重工研發了一款用于電解鋁生產的篩分式粉磨機，產品投入市場后就頗受用戶歡迎。可好景不長，仿冒產品馬上涌進市場。
“我們要雇研發人員，又要創新投入，產品價格自然高。這些仿冒產品雖然質量比我們差，但價格比我們原創產品低，市場就被蠶食了。”曾波說，為了奪回市場，企業也去專利局等部門咨詢，結果多位長期從事知識產權維權的專業人士都勸告企業，由于仿冒企業小而散，認定侵權過程又比較復雜漫長，與其維權，不如把利潤投入到研發第二代產品，再通過第一代產品降價，倒逼仿冒者退市。“可是價格戰就意味著賺不到足夠利潤，無法支持后續的研發。如果政府能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就相當于給企業降成本。”
與宇航重工有類似經歷的企業不少。地處洛陽的北方易初飽受仿冒之苦，對維權成本之高深有體會。“好產品很容易被仿冒，而專利維權程序多，耗時又花錢，有理不知道去哪里說。”北方易初副總會計師王艷說，一家浙江企業仿冒北方易初的電動四輪車產品，連廣告宣傳圖片和文字都如出一轍。而且這家仿冒企業跑到各地參展，消費者識別不清，很容易被忽悠。“我們花錢聘請了知識產權律師，跟他們打官司，目前已經兩年多了，一審馬上會判，但不管怎么判，肯定還有二審。” 杭州叉車集團負責人也有同感：“真要打官司很難，特別是外觀專利，很難界定。”
申請專利原本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辦法，現實中有時卻幫了侵權者的忙。“好東西大家都喜歡。不寫專利報告還好，寫了反而公開了，搞不好你創新的東西就被別人占用了。” 趙大平說，“知識產權保護不加強力度，不落到實處，長此以往就沒人敢創新了。”企業希望相關政府部門加強過程監管，把創新的秩序維護得更公平，讓企業無懼“李鬼”敢創新。（微信公號“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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